创新就像女人怀孕一样。又吐又吃不进饭、又痛苦又睡不着觉，心情也总是不好。但是一旦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的时候，那种幸福感也是难以言喻的。”2018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主任葛均波如此形容创新。

时隔三年，他对“心血管介入器械创新”又会有怎样的理解和诠释。

中国心血管疾病人群大，疾病谱又与欧美人群有所差异。哪些介入器械创新能让国人最大程度获益？

40年前，我们认为心血管疾病离我们很远。《中国心血管病健康和疾病报告2019》告诉我们，中国心血管疾病现患人数3.30亿，死亡率占居民疾病死亡构成40%以上。如果不有效控制危险因素，我们可能会重蹈西方的覆辙。

提及与西方人群的差异，就要谈到一个退行性疾病——主动脉瓣狭窄。在这类患者中，二叶式主动脉瓣畸形的占比超过1/3，远远超越欧美人群。这可能与人均寿命延长、人群构成比改变相关，因为这个疾病的特点是在50岁左右出现瓣膜狭窄，六七十岁进展至临床发病。

因此，我们从技术到器械的研发必须与国外差异化，它要更符合国人的特点，支撑力更强，更适合钙化病变严重的二叶瓣。

我国冠脉介入手术已达百万级，由您先后主持研制出国内首例可降解涂层支架和生物完全可降解支架……发展至今，冠脉介入治疗器械创新的新着力点何在？

自1977年9月16日首例冠状动脉血管成形术以来，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领域发展迅速。最初，我们通过球囊扩张去缓解心肌缺血，但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疗效难维持、夹层闭塞等问题。20世纪80年代，金属裸支架诞生，此后药物洗脱支架、生物可降解支架……历史被不断改写。

我个人认为，冠脉支架本质上是一种姑息治疗，主要用于缓解症状，并非治疗疾病。冠脉支架创新的最高境界是“不放支架”，这意味着要寻找到一种新的特殊的材质，使支架植入后在一段时间内完成足够支撑、最大程度减轻局部炎症等自身使命后，可以自行降解消失，还患者一个健康的冠脉血管。

因此，“介入无植入”是我们追求的终极目标。

对于动脉粥样硬化这种慢性进展性疾病，支架降解消失了，能保证冠脉病变不会出现波动或者复发吗？

目前已经观察到，超过九成的颈动脉斑块都发生在血管分叉部位，这是因为局部涡流造成了内皮细胞损伤，血液中的胆固醇容易沉积于此。这就解释了流体力学在血管斑块形成、进展中的作用，冠脉斑块同样遵循这样的规律。

冠脉支架降解消失后，冠脉分叉、血管迂曲的部位仍然是薄弱点，这就要求我们要在病变的“上游”阻断疾病的发生发展——控制危险因素：积极干预血压、血糖、血脂、控烟等。

从2002年REVERSAL研究提示积极降低胆固醇可能带来动脉粥样硬化的逆转，后续的ASTEROID、FOURIER 等研究，以及近期《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报道一位中年男性经过强化降脂、β受体阻滞剂、抗血小板等干预4年后冠脉斑块消退，都是我们“不放支架”的信心保证。

针对退行性心脏瓣膜疾病，有可能会实现哪些介入器械创新？

一个正常人，24小时心跳8万~12万次。如果活到85岁，大概要跳动32亿次。而心脏瓣膜，每次心跳就像门一开一关，年久失修就难免会开不开或关不严。把病变瓣膜替换成功能良好瓣膜的瓣膜置换手术成为理想的选择。

遗憾的是，虽然我们已经可以通过介入减少手术创伤，但目前无论牛心包、马心包还是猪心包生物瓣膜的使用寿命大概只有10年。考虑到日益延长的人均期望寿命，因而延长瓣膜的疲劳寿命成为当务之急，新材料同时还要满足不发生瓣膜钙化、生物相容性好、兼顾流体力学等诸多条件。

这需要很多学科的专家一起攻关。

心血管介入器械创新正在改变临床实践，未来心血管疾病的诊疗会呈现怎样的情景？

生命科学是永无止境的，很多曾经的不可能已然真真切切地就在当下。随着我们对生命、对疾病了解更透彻，随着科技的发展，人工智能、大数据会帮助医生分担更多的基础性、筛选性、管理性工作，并逐步学会识别、诊断、治疗疾病，真正实现为每一个个体的“私人订制”医疗。

医生是一份涉及生命与健康的职业，人工智能在面对瞬息万变的生命时，还无法做到“全能”。

医学的创新，医生是源头，一定要“From the doctors，By the doctors，For the doctors”。

来源：医学论坛网